人們為何會參與暴動？

每次看到歐美新聞媒體報導，某某大型球賽後，總有些球迷在他們支持的球隊輸球之後，總是怒不可抑，不斷朝維持秩序投擲石塊或飲料冠，然後最終則演失去理智般地焚燒車輛和店鋪的大型暴亂，在東方人士看來，這些好傻好天真的班迷怎會如此瘋狂，這其中固然有民族性和特定議題存在，但是在美國社會學家馬克‧格蘭諾維特（Mark Granovetter）教授於1978年發表的一篇《集體行為的閾值模型（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）》的論文中更指出，人們會加入暴動的行動，其實還會考慮「成本與收益」。

換句話說，加入暴動之前，人們會掂掂自己可能遭到警方逮捕的「成本」，以及可以從中獲得什麼「收益」？格蘭諾維特教授提出的模型，主要假設參與者有兩種不同且互斥的行為選擇。

首先，模型假設個體是理性的，其次，個別決策者做出一項選擇的成本和收益，部分取決於有多少其他人也做出相同的選擇。以足球暴動為例，參與者會考量，個人加入暴亂的成本，會隨著暴亂規模的增加而下降，因為所涉及的人數越多，被逮捕的機率越小。例如，十個趁機搗蛋的球迷很容易遭到五十名的優勢警力所逮捕，但如果球迷人數來到二百人、五百人，甚至是一千人，就容易逍遙法外。

此外，模型也假設不同的人參與暴動的門檻，也就是所謂的「閾值（Threshold）」不同。激進分子的門檻較低；保守派的門檻較高。

舉例來說，模型假設有100個人，第一個人的閾值為零，他就是暴動的發起者，接下來依序閾值為1、2、3……99，亦即有人看到一個人暴動時，他就會跟著起鬨；有人看到兩個人暴動時，他才會跟著動手；有人則要等到其他99的人都暴動時，他才會一起做亂。

根據上述的模型可以發現，第一個閾值為零的人開始暴動時，第二個閾值為1的人會跟著暴動，以此類推，第三個人、第四個人跟著暴動，最後所有人都暴動。

格蘭諾維特教授模型「有趣」的地方在於，根據以上邏輯，如果有另一個非常相似的群體，一樣100個人，彼此的閾值也是從0到99。但唯一的差異是，沒有人的閾值為1，而閾值為2的有兩人。這樣的假設，在模型推演後，結果會與前個有什麼不同之處？

我們可以根據相同的邏輯推論，得到當第一位（閾值為0）加入暴動之後，因為沒有人追隨（閾值為1），所以暴動就戛然而止。

兩個群體的差異其實微乎其微，但結果卻天壤之別。

格蘭諾維特教授在文章中提到，在第一種情境下，報紙的報導肯定會寫成，「一群激進分子產生暴動」。但是在第二種情境中，只會報導出「一名好事者打破了窗戶，引起眾人圍觀」。然而，這兩群人的組成幾乎完全相同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兩個簡單的模型，其實有很大的限制與差別，但它卻提供我們一種思路。許多事情背後生成的原因，其實不如我們所想，但其結果常常源自於一個微小的差異。

此外，閾值模型的概念，還可以應用到其他二元選擇的情境，例如，某一社區中，是否有住戶願意安裝「節能裝置」，其他住戶會起而效尤；再者，某個產業工會是否罷工；以及疫情期間的謠言與疾病傳播……等，都可以加以類推。

作者：羅凱揚（台科大企管系博士）、蘇宇暉（台科大管研所博士候選人）

繪圖者：謝瑜倩